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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50岁的杜伟新是广东德庆县一名老师，17年来他省吃俭用，倾尽所有购买“共和国之星”等各种证书200多个。杜伟新把它们看作命根子。家人称他穷得只剩下证书了，呼吁有关部门查处骗人评奖。（5月17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“穷得只剩下证书”是杜伟新困窘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为此他母亲患癌症时，都拿不出钱治病。一个人对“获奖”与“证书”沉迷到如此地步，不能不说是一种病了。

回顾杜伟新的人生经历，可探究他的“证书疯狂症”从何而来：出身农民家庭，上过大学，毕业后回乡当老师，年轻时喜爱诗歌，曾在人民日报、星星诗刊等发表数百篇诗歌。这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“农二代”，对文学有着美好的追求，可他所处的狭窄环境，没法让他的才艺得到施展；他所受的教育，又使得他没办法过着张开嘴巴就吃、闭上眼睛就睡的生活。

理想和现实长年累月的对峙冲突，终于使杜伟新走上另类之路——通过获奖证书和外面的广阔世界取得联系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在这里，证书已不仅仅是证书，而是自我价值的具体证物，至于这些证书是真是假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们的暗示意义——我杜伟新是有追求并且有“成就”的人！

杜伟新的幸或不幸，都在于他上过大学、钟情诗歌，这两者宿命地决定他无法麻木过日子，可他的家庭背景又无法助推他向上流动。说抗争也好，说妥协也罢，杜伟新躲进自设的个人世界，自得其乐。

这样的个人世界，很难说好与不好，然而，社会却不能仅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。杜伟新无疑是底层知识者的缩影，在他身上，有着浓重的悲剧性——不甘平庸，又无力挣脱，最后只能病态地娱乐自己。

这是一个需要社会救助的人，比如心理干预，帮助他慢慢走出“证书疯狂症”，如果当地政府能让他到文化馆之类的机构任职，发挥才干，有所寄托，则善莫大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