背景：日前，在廉政教育讲堂上，国家行政

学院原副院长周文彰对比了两组数据：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698人，当年全国的矿难死亡人数1500人以内；2011年，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4843人，当年矿难死亡人数1973人。周文彰说，“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经超过矿难人数。权力是有风险的，领导干部已经成了风险最大的职业”，他告诫官员管好自己。（12月19日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“当官风险大过矿工”，这个说法听起来新颖、唬人，但不难发现破绽重重。当干部的“风险”与当矿工的危险，并不具有可比性，硬将两者放在一起，牛头不对马嘴。一个是官帽，一个是生命，怎么能等而划之，加以比较，如此，置生命的尊严与价值于何处？

遗憾的是，这些年，类似论调甚嚣尘上，不少官员也随声附和，似乎当官真成了份苦差事。其实，他们这样说，对外，无非是为了打消公众对于公务员“铁饭碗”的羡慕嫉妒恨，强调“我也不容易”；对内，顺带也警告下属，我们的监察机制还是很严厉的，你必须夹起尾巴做人，小心被处分。问题是，从多年的实践看，无论对内还是对外，这种“危言恫吓”似乎都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。

当下中国官场的腐败，由于权力未被关进“制度的笼子”，权力行使过程往往既不透明也缺乏约束，也就无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，反腐往往只是“事后诸葛亮”，贪污被查仍属于“偶发事件”。相比腐败的“必然收益”，被查的“风险”被忽视。因此，不要说“每年受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已超过矿难人数”，即便是每年被判刑的超过矿难人数，恐怕也难以遏制官员腐败的冲动，而这或许才是“反腐专家们”应该好好反思，并加以研究的课题。

（王垚烽）